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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着翅膀与四只鼠标爪子的老虎――冯正虎访谈录

2011-02-27 13:14 作者: 来源: 本站 浏览: 899 views 我要评论 字号:

长着翅膀与四只鼠标爪子的老虎

――公民、护宪维权者、推友冯正虎访谈录

(大陆)戈晓波

2010年,对公民冯正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2月12日,他用惊人的、不屈不挠的韧性在日本国成田机场坚持抗争92天,在八次被拒入境之后,终于回到了祖国;这一年中,他痛失了九十多岁高龄的慈母;这一年中,他锲而不舍地坚持他的立案诉求直到年末最后一天。冯正虎始终理性、温和与冷静地行走在护宪维权的道路上。他的”冯式维权模式”在当今中国的公民运动中备受关注。以下是今年1月26日本刊通过互联网与冯正虎的访谈。

冯正虎与推特的感情

戈:正虎先生您好!去年一年中,您特别繁忙,前几天(1月19日)又被警察传唤了一次。可否介绍一下您去年的工作概况?

冯:晓波你好!告诉你一件事,昨天我把采访提纲打印件放在手提包里,当我被国保从全聚德饭馆绑架到五角场派出所后,他们就从我手提包里发现这个提纲,然后就说:”《动向》的推特茶坊要采访呀?”我说:”是呀,你们也知道这个茶坊?”他们说:”当然呀。”

今年我做的事情主要是两项行动,第一、”我要回国”行动的圆满结束,第二、启动”我要立案”的行动。这两项工作都关系到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前者是公民的回国权,后者是公民的起诉权。

戈:听说您昨天的一个饭局,又被国保给搅了?

冯:昨天,我们与滕彪博士在上海的全聚德餐馆见面,七点钟以后,烤鸭还没端上来,一帮警察闯进了我们坐着的小包间里,其中杨浦区的六个警察包围了我,要把我带走。宝山区与浦东区的警察,又把另外两个上海的推友带回到各自管辖派出所。过了一会儿,警察又回到包间,其中一个警察把桌上的一个茶杯给砸碎了,并还威胁了李天天律师,接着把她也带走了,只把滕彪等四个朋友留在了餐馆。在餐馆里我见到这些国保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应该晚一点进来,我刚举杯,一块烤鸭还没有吃。”面对这些嬉皮笑脸、诉苦抱怨的国保,实在让你觉得可怜,骂也多余。

戈:前年下半年,您在成田机场出关通道上度过的那令人难忘的92天”总督”生活中,正是广大推友帮您叽叽喳喳叫喊,才最终让您胜利回到了祖国和您母亲身边的。

冯: 推特对我的帮助很大,翟明磊在送给我的一本《中国猛博》的扉页上写上了这样一句话”推特之功,如虎添翼”。他还特地画了一只长了翅膀的老虎,老虎的爪子变成了四个鼠标。推友们把我的事情写到他们的博客上,让国内更多人了解到我的事情;而且推特上还有很多记者,他们都纷纷在第一时间段上把我的情况公诸于媒体,正是这样,我很快得到国内外民众的支持,才能够在2010年初成功回到国内。

回到笼子里来后的”老虎”

戈:您可给广大推友和读者讲讲这一年来您在维权事业方面的活动吗?

冯:我回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继续从事人权活动、推进中国法治化。所以回国之后,我在网上举办了冤假错案博览会,这些案子涉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网络自由、人身自由权利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8月3日我又发起了我要立案的行动,最近编辑出版了《我要立案――上海司法不作为案例汇编(第1集)》,揭露了中国司法不作为的恶习,仅对47位当事人158个案例调查,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天数111983天(截至2011年1月15日)。接着又提出《关于清除上海司法不作为恶习及罢免法院院长的建议书》,其建议书提出三项议案:1. 归还公民诉权,彻底清除司法不作为的恶习;2.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树立法官对宪法法律的敬畏感;3.罢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信芳。目前已有 189名上海市民联署提议,这项行动还在持续之中。

戈:众所周知,您是一个有着数学系大学教育背景的经济学硕士与企业管理专家。放着挣钱的事情不做,专事公民维权与人权活动。对于精明的上海人来说,您不以为是很愚蠢的吗?

冯:是的,我其实还是温州人。温州人是做生意的,最讲实效的。但是, 2000年遇到一场冤狱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一个没有人权、司法不公的国家,你的生意做得最成功、最有钱,也同样逃脱不了厄运。我仅仅只是出版了一本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纯粹是经济信息方面的书《上海日资企业要览》,况且还是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竟被判了三年徒刑。中国公民根本没有出版自由权,著作权也得不到保障。我认识到,必须首先改变外部环境,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环境中,无法安居乐业,也根本无法做生意,即使你有聪明才智或通天关系发了大财,但万一稍稍得罪官府就会人财两空。我在监狱的最后刑期中,给我妻子一封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炼狱之后,应当顺应天命,为民行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生不亦乐乎。”

戈:在回国以来的近一年内,您被警察请去喝了多少次茶?被他们带出家门”游玩”了几次?

冯:喝茶嘛,次数我已记不清了,太多了。他们即使拿着传唤证找你,谈话后也赖掉传唤证,不给我。后来我强烈要求他们:”找我谈话必须给传唤证,否则我拒绝配合。其实,你们是给法律面子,给胡锦涛面子,给不给我面子无所谓,我是小人物。不要一再打胡锦涛的耳光,法律是共产党制定的。”最近几次找我,他们都出具传唤证了;当然,传唤证上涉嫌内容都是瞎编的。回国后被旅游一共有五次,都是在上海周边地区的度假村,每次都有五六个人陪游陪吃,市国保领导也来关照,我也以绝食、拒睡等方式抗议他们的非法拘禁,当然更多的时间,是给他们上法制教育课。

快乐的维权者与改良主义者

戈:在不同的场合,您都声称自己不是革命派,更不主张暴力革命。您说,您是一个没有幻想的改良主义者……

冯:是的。我不把自己定位在革命派,更不主张暴力革命。我们说的革命和暴力,指的是一种社会改造方法。革命彻底,暴力革命更痛快。或许我的认识有限吧,因为我看不到在现实中国里有任何革命的力量与条件,更看不到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个体暴力抗暴行为是与暴力革命是有区别的;而且,我也不会指责个体的暴力抗暴,”那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付用暴力手段非法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公民的适度暴力自卫是具有一定威慑力的。我的改良主义是建立在社会改造层面上的。当今中国的确存在着改良的力量与条件,有许多许多我们可做的事情,而且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与牺牲,去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法治与尊重人权的社会的。其实,改良到了一定程度上也是革命,这是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戈:大家都知道维权道路是非常艰难、痛苦与心酸的;可是,您却提出”维权可用一种快乐与娱乐的方式进行”。如果您能接受”冯氏护宪维权模式”这一说法的话,那就请介绍一下……

冯:没错!维权的过程的确是痛苦的;但是维权的路径与目标则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行动过程中,我们就应当找到快乐的方式。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我们应当依靠宪法这样一种力量。过去有这样一句话”挟天子以令诸侯”,当今的天子是这部宪法。我们依靠宪法去维权,做的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这样做的过程,我们就可找到维权的快乐。而且,宪法的核心就是公民权利。我们维护公民权利,就是捍卫宪法。所以,国保也只好用一些非法手段去迫害维权人士,而且还要偷偷摸摸、不留证据的暗中行事,他们也惧怕法律的事后追究。非法的方式,因为不正统,无法律依据,所以是没有力量的,做的时候会有心有余悸的痛苦感。正统、正道、公开,就有力量,是我们维权的快乐感觉。

关于上海、司法公正与家庭

戈:其实,您可能比谁都明白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您可谈谈冯氏维权活动与人权活动模式对于这座城市的作用与意义吗?

冯: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也是国际大都市,在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它将会又一次走在中国最前面。尽管上海司法不公正、官府侵权的现象相当严重,但相对全国来说,上海的公务员素质较高,对外开放程度较大,市民社会也比较成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众力量较强,尤其是上海访民已基本上形成力量。护宪维权的理念更适宜在这个城市实施。这几年我在这个城市做示范,积极稳妥地从民间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上海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先行区。

戈:如何理解您的”把’私法’扳回’司法’,就是我们维权人士的工作”这一观点?

冯:吴邦国委员长曾在去年的人大报告中说: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律制度现已基本健全。但是,许多人士都说他在瞎说,因为人们都看到一个现实:中国司法不公正、官员无法无天。我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却认为:吴说的都是真话。确实如此,从法律制度建设角度看,当下中国,的确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但是,同时又有一个事实:此时期的中国司法却是最不公正的。没有法律,就谈不上司法不公正。因为有法律的存在,司法不公的现象又客观大量存在着,才使民众感受到司法不公的切肤之痛。我们看到:中国法院连最简单的立案7天法定期限都可以不遵守,其他法律还会遵守吗?司法就是依法审判。所以,中国维权人士要做的工作是最艰难,也是最简单的。把浮在空中的法律条文拉到现实生活的地面来,让法律兑现,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这就是我们维权人士的工作。

戈:可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

冯:我家庭的情况非常简单。我的妻子在大学工作,规规矩矩的,因为她在体制内嘛。我的儿子也是个好学生,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年年拿奖学金,后来直接考取日本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学工科的,现已毕业。我的兄弟姐妹一半都在国外,还有已故的母亲,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的家人已在艾未未拍摄的纪录片《幸福生活》里出现。作为亲人,他们肯定希望我平平安安,最好不要去冒风险。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我要贡献给这个国家,我所做的事是对的。亲情是我们的对手用来打击我们的最厉害的武器,我们也常常会遇到两难选择:为了家庭的安宁,还是为了国家的进步。在这个选择中,我选择后者。

“零的奋斗”者与对新年期待

戈:前几天,您又荣幸地被请去喝茶了一次,国保们送走您之前,竟把您的三张手机卡给损毁了,您不急也不恼,只是在推上说了一句”国保同志心态不好”而已,您还发推说:”或许现在国保就在推上,他们时刻需要了解我在想什么做什么。我坐在茶室喝茶,什么也不做,只是在想如何让大家都回归一个正常�宁静的社会”。您真心对成天监视、骚扰并蓄意加害您的人如此宽容吗?为什么?

冯:那些成天骚扰的人和我相处很久了,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也很了解,互联网时代的人不傻,也不会死心塌地地为领导卖命,仅是为了养家糊口的一份工作而已。十几个社保、警察天天四、五人一班24小时轮番,在我家门外看守,从上一年二月我回国起一直守到现在,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们奉命看守一个虚无飘渺的敌人,自己也觉得荒唐好笑。这个时代不是文革那个年代,做非法坏事的人底气不足,不得不要嬉皮笑脸地哄我,以求我配合。我觉得他们也实在可怜,只是为了一个饭碗而已,所以我是很同情他们的。只要不是故意作恶,我都会宽容的,若是故意作恶,我是会想方设法让他们倒霉的。

戈:在和您这样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三个传说中的人物,一个是填海的精卫,另一个是追日的夸父,还有一个就是推石的西绪弗斯,不知您感觉自己更像他们中的哪个,理由呢?

冯:其实,他们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在进行不屈不挠奋斗的英雄。这三人,我认为我都像,我具有他们一样的傻劲。《动向》2009年9月号上,一个叫郁申树的作者把我看作西绪弗斯,他写我的文章标题就是《谁把他「造就」成当代西西弗斯》。我对自己的奋斗有个说法:零的奋斗。零的排列,无论多少个零加在一起还是零,但哪一天在零的前面放一个壹,所有壹后面的零都有价值了。我已成功回国的案例也是一种零的奋斗。我在回国之前,好多人都是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是渺茫的,但坚持不懈、顽强努力,最后我成功回国了,那就不是零了。很多人喜欢马上看到成果,我却喜欢欣赏做事的过程,水到渠成。我要立案,又是一场零的奋斗。

戈:最后,我想知道:2011年,您对中国与上海有何期待?对推特有何期待?对护宪维权活动有何期待?对家庭有何期待?

冯:哈哈哈,……这么多期待呀!我对中国与上海的期待,其实都一样,我期待2011年能够消除中国司法不作为的恶习,归还公民诉权。中国公民没有诉权,法律上规定的所有其他权利就难以保障。对推特呢,我期待推友能介绍更多国内人士加入推特,共享推特的自由平等精神,并将推特上消息及转载的文章发布到国内的微博及博客,与国内民众分享信息。我期待通过我的努力,使更多的人能认同护宪维权的理念,以”我要立案”、归还公民诉权作为司法改革的切入点,以公开人大代表信息作为改革人大制度的切入点,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加快完成中国的转型时期。对我的家庭的期待呢,很简单,只有平安两字。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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